网上娱乐平台:奈保尔:失败的寻根 永恒的漂泊
2018-08-15  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  

奈保尔:失败的寻根 永恒的漂泊

◎唐山

“许多货色都被从我们手中剥夺了。我们没有背景,亦没有过去。对我们很多人来说,从前就结束在祖父母那一代,在那以外是一片空缺。”

曾说出如斯哀伤的话的奈保尔,已离开人间。

活着的时候,奈保尔写了多少本有名的小说,以及几本同样著名的,很难说该算小说仍是该算纪行的书。

人人都晓得,奈保尔拿过布克奖、诺贝尔文学奖,是货真价实的巨匠,可在“后殖民写作”“文化无根”等惊悚标签下,中国读者对他总有一层隔阂感。直到1992年,海内才第一次出版了他的书。

太多读过奈保尔小说的人在追问:他究竟想说什么?

奈保尔的小说不惊悚、不紧凑,甚至还有点刻意的无趣。如海个别广阔的沉痛埋伏在文本背地,我们却不知它从何而来。

始终感到,想读懂奈保尔,最佳门径是他的《印度三部曲》(即《幽暗国度》《印度:受伤的文化》《印度:百万反叛的今天》),它们均属“难说该算小说还是该算游记”系列。

三部曲写于不同时代,精描出一条失败的寻根之路。从批判,到忧思,再到无奈,这隐喻了深层的人格分裂??在文学中,奈保尔清洁、纯洁而唯美;在生涯中,奈保尔却是火暴、粗俗且阴郁。因“慢性抑郁”,奈保尔被戏称为Nightfall(意为黄昏,与奈保尔音近)。

那么,奈保尔这片“傍晚”究竟在诉说着什么?

写作,因为人人都已被殖民

奈保尔生于中美洲特破尼达跟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。中学时,他得到一笔巨额奖学金(这笔钱可在英国任何中高校学习7年),使他能进入牛津大学,去圆他的文学梦。

奈保尔在一个决裂的文明背景中长大,不同族裔互相排挤、彼此对峙,严守着本人的传统。这让奈保尔深感厌倦,他尤其不爱好婆罗门后裔这个身份,由于有太庞杂的宗教典礼和文化典礼。

奈保尔曾埋怨说:“在我眼中,每一场仪式都是一样的。神像对我毫无吸引力,我不想花心理摸索它们的来历和意义。我不信宗教,讨厌仪式,没有能力从事玄学上的思考。”

生于隔膜,必会憧憬大同。少年奈保尔曾醉心英国文化。一方面,他的记者父亲切衷于英语文学; 另一方面,英国文化充斥世俗颜色,看上去更平易近人。

到英国后,奈保尔才发现:“我是在过错的时光来到英国,想发明我在我的空想中所发明的英国……我是来得太迟了。”

没遇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豪情,没赶上宪章活动的豪放,也没赶上日不落帝国的光辉……但更主要的是,奈保尔意识到:这所有可能从没存在过,只是通过历史书写,它们才变成一个个奇观时刻。

对剧场外的人来说,天天都是平常的一天,但对剧场内的人来说,他们正独特阅历着惊悚、冲动、高兴的一天。那么,毕竟是谁把咱们带进戏院中的?

作为现代人,我们都深信历史中有无数“症结时刻”,而我们心中的“要害时刻表”还高度类似。提起这些“关键时刻”,我们居然能发生出近似的感情??显然,确定有一种力气,已静静地把我们的心灵格局化了。

从按下电钮电灯会亮;到扔下骨头,狗会分泌唾液;再到谈起一段旧事(其实我们都不是见证者),大家会共同兴叹……只有站在这个角度,能力理解后殖民文学。奈保尔之所以写作,因为人人都是精神上的被殖民者。

在《米格尔街》(出版于1959年)中,奈保尔写了贫民窟的17个君子物的故事:武士后裔巴布每到黄昏时,都会躲在房间里做印度式擀面饼;外祖父用毕生之力,建造出一栋丑得出奇的印度式房子;“大脚”比佛每天必挨三次父亲的揍,最终他也成了施暴者……每个人都在以乖戾的方式寻找所谓的男性尊严,从没有人反诘其意义何在。正是这种寻求,将米格尔街的人们持续套牢在苦难运气中。

“寻根文学”无奈困惑奈保尔

奈保尔的代表作是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(出版于1961年)和《大河湾》(出版于1979年),均被《时期周刊》选入20世纪最佳百部长篇小说榜。可在中国,影响最大的反而是《米格尔街》,因为它很轻易被误读为“寻根文学”,被视为对故乡的某种神话。

实在,在《印度三部曲》的第一部《幽暗国家》(出版于1964年)中,奈保尔已浮现出他的立场。

1962年,奈保尔第一次回母国印度寻根,他立即意识到,他与家乡只著名义上的接洽,并无精力上的共识。对“印度文化”,奈保尔讥讽说:新德里就像是一座象征之城,一座标签的丛林。到处有各种标语牌,到处能闻声象征性的报告,到处有象征古老的圣迹;乞讨和施舍也包括有象征意思。

象征象征浓厚,因为这种“印度文化”是捏造出来的,仅仅为了满意欧洲人的好奇心。

奈保尔锋利地说:“恰是通过欧洲之眼,印度才看见了她的陈迹、她的艺术,简直每一个写到印度艺术的印度人,都解脱不了要援用欧洲夸奖者文章的俗套。”“哪里不欧洲人的讴歌,哪里就被疏忽。”

这种伪造普遍存在。在欧洲眼的筛选下,正如浮世绘、和服、寿司、木屐等成了日本文化的符号一样,瑜伽、咖喱饭、苦修等也成了“印度文化”的符号。

印度人无法懂得欧洲眼的逻辑,只能带着“别人说好,就是我们的自豪”的心态,伪装在连续着自己的文化。于是,传统只剩下展览价值,却损失了灵魂,这就构成了一种“群体盲目”的气氛。印度人用“先前阔”胜利地屏蔽了事实感,使其成为幽暗国度。他们能够没有食品、没有药物,却不能忍耐失去“印度文化”。

奈保尔谢绝礼赞这种虚伪的“印度文化”,用他的话说,“英国和印度的相遇几乎就是一次强奸”。

沿着这个脉络,才干清楚在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中,移民第二代毕司沃斯先生为什么坚定要修自己的屋子,因为房子能让他的灵魂安置下来。他穷终生之力,却只是实现了一幢既不舒服、又不保险的房子。最终,毕司沃斯患了心脏病,却无钱请医生,不得不在“家”中孤独地逝世去。

找寻自己的“家”,可这个“家”却注定不是心灵的港湾。恐怕只有奈保尔才有勇气说出:“我不为印度人写作,他们基本不读书。我的作品……不可能出自未开化的社会。”

从追求解药到走向失望

1975年,奈保尔写出《印度:受伤的文明》(1977年出版),记载了他13年后再访印度的见闻,以此从新审阅印度文明。

因英?甘地选举舞弊案,印度多地暴发抵触,全国进入紧迫解严,致奈保尔行程艰巨。这一次,他不再拒绝进入剧场,而是自动投身其中,试图解析印度苦难的本源。奈保尔的论断是:印度是一个“早已被挫败的国度”。

奈保尔悲叹:“没有任何文明对外部世界那么缺少抵抗才能;没有一个国度那么容易就被侵袭和劫掠,而从灾害中学到的那么少。”因为在作为景观的“印度文化”当面,传统并未摇动,依然在施展作用,印度只是“假冒的殖民地”,在印度文明的深处,“有一种历史更长远的更深层的暴力”,那就是对苦难、不公、死亡的疏忽,它一次次将筹备上路的现代印度拖回原地。

奈保尔对甘地主义提出严格批驳,以为它并未脱离印度的内省传统,而当内省时,残暴便已自然被认可、被谅解了。

《幽暗国度》中的奈保尔更关注“传统的异化”,而《印度:受伤的文明》则聚焦在“人的异化”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读《大河湾》,不难领会出奈保尔的超出:小说主人公萨林姆经历非洲某小镇的骚乱、覆灭和再繁华,殖民者终于被轰走了,可本地专制者又站了出来。好笑的是,新任总统先是穿军装,后来穿起无袖夹克,再后来又换上了酋长帽……因为他自己都说不好,总统是干什么的。

萨林姆盼望文化的根,可这个根每次再生,代价都是截断将来之路。终极,萨林姆分开大河湾,抉择漂泊。

1990年,奈保尔出版了《印度:百万变节的今天》。所谓“百万叛变”,指1857年,印度人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动员的大起义。本书借此历史事件,隐喻印度建国后20年的社会巨变。人们用近乎革命的方法离别了传统。在书中,奈保尔用家族史的写法,请一般人讲出他们自己的悲壮人生。

在三部曲中,这一部宿命意味最浓,也最绝望。奈保尔放下了批评,而是以悲悯的眼光去端详传统,这也正是长篇小说《半生》(2001年出版)的主题。在《半生》中,所有人物都一直在错过客船,他们一直等候,却什么也没产生,而剩下的半生。他们仍然要这样等下去。

他的书让人更智慧

奈保尔被称为“最彻底的无国籍文学人士”,但他与中国读者并不遥远。在走向古代化的进程中,我们同样遭受了“成己之难”。正如莫言所说:“我们每个人都是离散之民,恒定不变的家园已经不存在了,所谓永恒的家园,只是一个幻影。回家,已经是我们无法实现的幻想。”

一代代人来到世界上,却很难留下自己的身影。只是在挫折中,很少有人去追问:真的能从历史中找到当下的地位吗?真的能从传统中取得本身吗?提不出问题,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更超然的视角,还没学会在对照中揭开生活的暗面。而这,偏偏就是阅读奈保尔的意义。

然而,阅读奈保尔并非易事。

首先,奈保尔的叙事习惯不同。他常把叙事、回想掺杂在一起,创造出多个时间线。这种写法的长处是信息量大、变数多,形成奇特的美感。代价是句式偏长,此外夹入太多典故,非重复浏览不能通其妙。

其次,奈保尔的思维有自圆其说处。奈保尔试图从广泛主义角度去看世界,可他又深知,普遍主义是一种虚构、一个设想的共同体,在世间并不实存。面对传统,奈保尔的文字既有讥嘲、怒骂、寻路的一面,又有自强不息的一面。所以,奈保尔注定是文化的流浪者,只有在傍观时,他才是最杰出、最有趣的。

没有方向,没有终点,漂泊是为了使自己不同凡响,所以奈保尔说:“这个世界之所以令人懊丧,在于它充塞着愚昧和平庸的人,而且它只有助于愚蠢和平庸。”

只是奈保尔已逝,笨拙与平淡将永存。